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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著名帖学家郑毅龙先生到访，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都昌人，我竟不知家乡有个“星凤楼”。
出火车站，驱车不到一刻钟，便到了蔡岭镇衙前曹村，村西紧靠张岭老街古市，毗邻花园嘴、鸟官树村、谢骡村、杠上村、仓舍村。村里老人介绍说，这些村名都是从当年的衙前曹家的后花园、养鸟、养骡马、放轿子及粮仓等地名脱胎而来，足见星凤楼当年的繁华。 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步行不足百米就到了位于村后的星凤楼遗址。
星凤楼虽荡然无存，但楼基依稀可辨。好在原址上没有任何建筑物，仍保留着近800年前的“太极图”原貌。太极图由阴阳两仪（鱼）相抱而成，星凤楼就建在阴仪（鱼）的“眼球”上。这种巧妙利用太极图的阴阳两仪建藏书楼的做法，既防火又防盗，堪称一绝。 星凤楼的主人为南宋大臣曹彦约，与彭蠡，黄灏，冯椅并称“朱门四友”，系北宋大儒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生徒，皆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之士。据《曹氏家谱》记载，官至兵部尚书的曹彦约为官时廉洁清正，深得皇上信赖，辞官回乡后皇帝敕建“星凤楼”，以供他在故里读书、篆字、收藏、研讨及颐养天年之用。所谓“星凤”，意即景星和凤凰，喻罕见珍奇或珍奇之物，可见皇帝对曹彦约的褒奖与器重。另据清同治版《都昌县志》载：“星凤楼，宋尚书曹文简公建，以贮图书，上有《星凤楼帖》，在张家岭衙前曹家门首。四面环以水池，前架石桥，世人呼为“八角亭”。八角亭，其实不是亭有八角，而是亭基呈八角。既像一个八卦图，又像一朵盛开的八角莲；既取吉象，又暗合洁意。把星凤楼主人集儒学与道学于一身的思想巧妙地反映出来，叫人拍案叫绝。
据村里老人介绍，星凤楼为典型的二层宋式阁楼，斗拱飞檐，气势宏伟。南宋理宗皇帝御笔书写的“星凤楼”牌匾悬挂于楼上。楼上除藏有曹彦约、曹士冕父子刊刻的《星凤楼法帖》，还珍藏着多种山水奇画和书法作品真迹。曹彦约在此办学堂、兴教育，教化于乡民，让星凤楼一度成为当时士子的儒学圣地。曹彦约和其幼子曹士冕先后历时十三载，终于宋嘉熙戊戌年（公元1238年）完成《星凤楼法帖》。其孙曹之格愣是在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穷十五年之功，刻成《宝晋斋法帖》。《宝晋斋法帖》主体与《星凤楼法帖》一脉相承，大部份刻石的底本，均直接翻刻《星凤楼法帖》，故有“星凤之子”之说。而五百年后的乾隆皇帝于1747年编刻了《三希堂法帖》，其中被乾隆视若拱璧的“三希”之一（王献之《中秋帖》墨本）就是以《晋宝斋法帖》中米芾所临王献之《十二月帖》为母本。正如郑毅龙先生所说，论传系辈份，可算是“星凤之孙”了。这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时光荏苒，星凤楼在岁月沧桑中日渐斑驳。据目前可考资料记载，近八百年来，星凤楼仅在清雍正十一年得以重修，没有追求当时华美的世风，仍保留了宋大道至简的古朴。“而独此不事华美，为求关切何哉，盖华美者家之富贵者也，关切者志之高尚者也，富贵炫耀一时，高尚足佑启百世。”从当时的《衙前重建“星凤楼”序》中，可见当年曹氏后裔对星凤楼精神的深刻解读。
抗日时期，日寇入侵都昌，星凤楼御笔牌匾和宝顶被日寇掠夺。1967年，星凤楼又被当作“破四旧”的对象拆毁。被拆除的砖木被村民易地改建为两栋小屋，至今仍在。眼前所见的“水阁遗基”，四面清水环绕，波光闪闪，石板桥安卧在两岸，在微风细雨中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有人说，乡村是中国最后的一片精神家园，而作为乡村文化精髓的古建筑，则是一篇用青砖灰瓦写就的诗意文章，是一段凝固的历史。经历岁月的洗礼，多少楼阁已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陪同中，郑毅龙先生一再说自己是怀着朝圣的心来的，足以证明《星凤楼法帖》是星凤楼的灵魂。 历史总是有着许多巧合，今年又是戊戌，《星凤楼法帖》问世整整780年，历经十三个甲子的岁月轮回，郑毅龙先生的到访又似乎是冥冥之中的注定，也注定星凤楼和《星凤楼法帖》不会被淹没。我想，拥有传世灵魂的星凤楼难道不应该把这传承近八百年的书法史坦示给世人吗？ 我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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