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开篇写道：“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意思是说，坐在那里论述治国之道的是王公，行动起来执行治国之道的是士大夫。可以说，每一个王侯的身边，都有一班子“坐而论道”的人，就连县吏的身边还有一位师爷呢。在那些得天下、开盛世的帝王身后，必定有一位或者说至少有一位“坐而论道”的谋略高手。
    当然，“坐而论道”是务虚，但务虚并不等同空谈。朝廷也好，府衙也好，部落也好，家族也好，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先谋而后动，否则就会因盲动、冒进而失误甚至败落。“坐而论道”不是空发议论，而是面对时局和难题，进行分析与判断，探讨和谋划应对之策，是知兴替、明得失、出主意、想办法。如此说来，“坐而论道”类似于协商性、开发性的研讨会或高层论坛。
    “坐而论道”的要义，不在于“坐而论之”，而在于“论之有道”。这就既需要资格，更需要本事。因此，参与“坐而论道”者多半不是平庸之辈。如姜尚、范蠡、张良、孔明、贾诩、郭嘉、王猛、李泌、刘基者流，看起来不过是口舌之劳，却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震古烁今的大智慧，因此被人们誉为将才、帅才、谋略之才、奇佐之才。战国时期田齐创立的稷下学宫，兴盛时期曾会聚了多达千人的天下贤士。这里不仅是学术争鸣性质的高等学府，而且是智囊智库性质的询议机构。其中，孟轲、淳于髡、申不害、邹衍、田骈、鲁仲连、荀况等，都曾在此“坐而论道”，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仅促进了当时的思想大解放，推动了社会开化，而且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
    自古而今，向有“一言兴邦”的说法，且不乏说服力的史实。如，庄子“巧论三剑”，让赵文王心悦诚服地戒除了好剑误国的不良嗜好。再如，孙膑出谋划策，不仅让田忌在赛马中赢得千金，而且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一再出奇制胜。又如，魏征犯颜直谏，寥寥数语，就使唐太宗收回了增加赋税、低龄征兵等劳民伤财的诏命。至于战国四公子门下的那么多食客，并非都是吃闲饭的，他们中的优秀者，都在关键时刻献计献策，大显神通，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
    所谓“一言兴邦”，当然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也不宜片面夸大个体智慧的威力，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坐而论道”建言献策之举，或能影响大政方针的制定，或能左右战役战术的胜负，或能纠正治国理政的偏差，或能革除社会运行的弊端。有道是“良策足以发聋振聩，妙计能敌千军万马”。
    有鉴于此，我们在治国理政、发展经济、振兴科技等各行各业中，不仅要重视加强理论和学术建设，更要重视加强咨询和智库建设，培养更多的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谋略人才和群体，依靠集体的智慧，积极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