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刚接到通知，下午下班前就要反馈情况。每天类似通知一个接一个，时间紧、任务急、人手少，让人身心俱疲。” 近日看望一位在乡镇工作的同学，发现桌上各种文件夹里密密麻麻套着很多小文件夹，一问才知都是需要尽快上报的各种材料。
2017年《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精准扶贫驻村蹲点日记”提到，某镇里的政法委副书记，全年开了280多场会，平均一个工作日超过一个会。镇里到县城有两小时的车程，来回路上就得半天，再加上开会半天，一天开一个会，基本上就没时间干别的工作了。
“有时候省里开完大会，市里也要开，县里也要开，而且必须到场。”东北某县维稳办主任告诉记者。连夜赶会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下午接到政法委的会议通知，第二天一大早要到省城参会，只能连夜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车深夜赶到。等到省市两级的会都结束了，才发现只是不同级别的领导将材料读了一遍。
一些地方政府和上级机关热衷于“文来文往，以布置代替落实”，大事小情总爱下个通知，大小工作都想列个图表，大小问题都得发个指导意见，还要求层层书面上报。
尤其，最近关于各地精准扶贫过程中表格资料名目繁多、任务繁重的问题引起了不少基层扶贫干部的共鸣。一些地方出台的扶贫表格名目越来越多，程序越来越繁琐，不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而且导致很多基层驻村干部忙于应付填表和检查，而没有精力去做实际的工作。
狠批
诚然，召开会议、印发文件是部署、落实和推动政府工作的惯常手段，也有必要，但是开会发文过多过滥，会导致行政效率下降、形式主义抬头、工作作风漂浮。中央的八项规定，其中明确要求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然而，“文山会海”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屡禁不绝，成为一种顽疾。
究其原因，这还是官僚主义思想作祟，即所谓“开会才算重视，发文就是落实”的老毛病未能得到根治。
一些领导干部怕脚踩“红线”、触犯规则；怕外界曲解、惹上麻烦；怕受到连带责任。避险不担当，考核要政绩，谁也不想犯上“走岔道”的错误，谁也不愿背上“不作为”的评价。
于是，投入文山会海便成了一些官员稳妥的工作选择。看起来，他们是“白+黑”、“五+二”，“善作为”、“有作为”、“忙作为”，说穿了，他们是在“秀作为”、“装作为”“乱作为”，把心思都花在了知行不一、不求实效、花拳绣腿的文件和会议上了。
《求是》杂志曾发表习近平《关键在于落实》的文章,文中引用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这是对“文山会海”的讽刺。
提倡开短会、发短文、讲短话是一个老话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党八股》一文，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他辛辣地讽刺那些长篇大论、空洞无物的讲话如同“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喜欢“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同志予以严厉批评，称他们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给官僚主义画像，列举《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其中一些内容，如“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指示多，报告多，表报多，会议多，来往多”，就是批评文山会海的。
破解
人们都尖锐地批评“文山会海”的官僚主义现象。许多领导机关也一再下决心要填“会海”，并身体力行进行斗争。
比如，近年来，一些地方曾出台了“无会月”、“无会周”、“无会局”，这都是逾抵制文山会海的做法。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无会月”、“无会周”、“无会局”最终还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一年一年过去了，会议依然到处泛滥，成为四化事业前进的一个障碍。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议、文件和各种活动是部署落实工作不可或缺的手段，但“过犹不及”，“成山似海”则成为工作的羁绊。
要切实纠正那种动辄开会、会则必长和无谓消耗、人为“疲劳”的现象；要敢于改变讲话发言不考虑实际效果，主席台上“你有我有全都有，你讲我讲全都讲，大家‘补充’兜兜转”的坏习惯；要解决“文抄公”转超文字“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的现象；要坚决“删除”不必要和不可行的各类检查活动。
上级领导机关是作风建设的组织者、管理者、推动者，是作风建设的风向标和指示灯，既负有领导责任，也负有示范责任。
领导干部要带头身体力行，知责明责，少些“纸上谈”，多些“现场干”，紧紧抓住群众普遍关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找对策。以“面对面”的引领，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不能习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那样只会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讨人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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